出生於名門望族的民國名媛婚內出軌，丈夫卻並未選擇離婚，豈知這樣虛有其表的婚姻，比離婚更讓人無奈。

張愛玲曾在《留情》中寫：「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凌叔華與陳西瀅的這段愛情便是如此，經過了風雨，卻沒能再經得起平凡。」

相識，相知，相戀

一個世紀以前，正值清末民初，國內局勢動盪，而一個女子正在北平這片土地上主持當時最早、也是聲名最響亮的文化沙龍，文化界響噹噹的領軍人物康有為、齊白石、泰戈爾、徐志摩等，都是她的座上賓。

不僅如此，清末語言學第一人辜鴻銘是她的英語啟蒙老師；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人物周作人是她的文學導師；胡適多次幫助她，為她的婚姻出謀劃策；徐志摩是她的密友，離去前曾將自己的親密信件交其保管；而當時頗有影響力的魯迅稱她為高門巨族，並親自為她的小說作序。如此才華與人格魅力可見一斑。她就是在繪畫和文學上兼有所長的民國名媛凌叔華。

凌叔華成長於當時的名門望族，父親凌福彭與康有為是同榜進士，清末為朝廷重用，革命以後又活躍於北洋政界。

在開明的父親的培養與家中文化氛圍的薰陶下，凌叔華接受了新式教育，成長為一個才華橫溢的女子。後就讀於燕京大學，在那裡開始了她璀璨飛揚的青春年華。

1924年的晚春，在凌叔華的主持下，泰戈爾訪華團與齊白石等中國著名畫家齊聚於凌府花園，徐志摩和好友陳西瀅陪同泰戈爾前往。當時一起參加這場文化沙龍的還有丁西林、胡適、林徽因等文化名人。

在凌叔華別具心裁的設計下，沙龍在數百朵玫瑰的熱烈簇擁下開展，精巧的紫藤鮮花餅和手磨的杏子茶給賓客們留下了抹不去的驚艷印象。這場文藝交流異常愉快和諧，也將凌叔華的名聲播了開去。泰戈爾後來甚至這樣稱頌凌叔華：她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

通過這場茶會，凌叔華成功打開了進入新月社的窗口，與新文化圈子中的胡適、徐志摩、陳西瀅等年輕才子精英結下了情誼。

這以後，她在給胡適的信中親暱地稱呼其為「適之」，與徐志摩通信有八九十封。與此同時，北大外文系教授、《現代評論》主編陳西瀅也對凌叔華展開了追求。

陳西瀅的氣質與才華、聲望與地位與凌叔華的愛情理想契合了起來。一九二六年，凌叔華拜託家族中一位有身份中的兄長以及胡適等人向父親說親。當年七月，她穩妥體面地同陳西瀅進行了婚禮。

凌福彭絲毫不吝嗇給女兒的嫁妝，他將凌家的後花園——也就是舉辦文化沙龍的地方連同這裡的九十九間房都一起送給了凌叔華。

後來凌叔華隨著丈夫陳西瀅一同前往武漢大學文學院任教，在那裡度過了婚後平靜的八年。

意外的開始

一九三六年的一個秋日，一位英俊的英國作家朱利安到達武漢大學，走進了坐落於珞珈山上一座樹木掩映的小屋，這裡正是凌叔華與其丈夫陳西瀅的家。

在那裡，朱利安得到了主人熱情的招待。他們一同談論文學、藝術與思想，討論熱烈、激情而忘我。朱利安在給母親的信中說：「我們的交談很愉快！這裡簡直是大陸的劍橋。」

到達武漢大學的兩年後，陳西瀅被調任為文學院院長。作為家屬的凌叔華不能任教。她繼續寫作，在文字裡回憶她在京城的那段肆意時光，愈回憶，便愈覺得現在的歲月百無聊賴。這個時候突然出現的朱利安像是一場意外來到的驚喜，沖走了她苦悶壓抑的愁緒。

朱利安在給母親的信裡還寫道：「我愛上了一個中國女人，她是一位官員的女兒，是中國著名的畫家、小說家。她是我見過最迷人的小傢伙，我會讓她愛上我。」

朱利安的母親是著名的藝術家，姨媽是大名鼎鼎的弗吉尼亞·沃爾夫，而朱利安本人是個英俊浪漫的詩人。起先，凌叔華本著地主之道，陪著朱利安逛市集，採購生活用品。但很快事情就不再這麼簡單，兩人開始越來越多地獨處。朱利安對凌叔華的感情直白而熱烈，一下子直擊叔華之心扉。

不多久，兩個人便約定前往北京。他們住在凌家衚衕旁一間德國小旅館，一起逛遍了頤和園、故宮、燕園。關於兩人的戀情傳聞慢慢在武漢大學傳播升溫，丈夫陳西瀅也終於得知了這一消息。

當時的陳西瀅忍住悲痛，冷靜地對凌叔華說：「現在擺在你面前的有三個選擇。一，同我協議離婚。二，不離婚，分居。三，斷絕與朱利安的關係，回家重圓破鏡。」

凌叔華思量片刻，告別了朱利安，回到了武漢的家。

凌叔華和陳西瀅之女曾這樣解釋父親的作為——父親是愛才，而母親是個有才華的人，會寫小說，會畫畫，他不忍心就丟失掉這樣一位才女。

朱利安與凌叔華分手後，不久便犧牲於西班牙前線。臨走前他曾留下這樣的話：「我一生想兩件事，有一個美麗的情婦和上戰場，現在我都做到了。就這樣，這個詩人結束了他浪漫的人生。」但是凌叔華與陳西瀅的婚姻卻留下了無法癒合的傷痕。

不幸的婚姻

在陳小瀅的口述作品《她苦苦尋找的世界——憶我的母親凌叔華》中這樣寫道：「雖然父母這麼多年來，還算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隔了這麼多年看，我覺得他們倆是不幸的。如果父親當年跟別人結婚，也許挺幸福的，如果他們生活在現在這個時代，可能離婚就會各自解脫。」

一九三七年，凌叔華和陳西瀅的感情迎來了冰點。陳西瀅的父親在戰役中失去性命，無依無靠的母親與姐姐便投靠了陳西瀅。但是凌叔華的新潮與她們二人的傳統可謂水火不容。據女兒陳小瀅回憶，母親和她們併合不來，和父親也經常吵架。她們從家庭出身、生活習慣到語言都有矛盾。

一年以後，由於戰爭的持續，生活條件更加艱苦困頓。凌叔華決定不再忍受這場徒有其表的婚姻，藉著母親離去一事，帶著女兒離開了武漢，回到了她留有青春時代記憶的北平。從此二人聚少離多。

抗戰勝利後，凌叔華帶著女兒前往英國與丈夫短暫地會聚。但二人仍舊分居，一個久住倫敦，一人久住巴黎，很少見面。

之後，凌叔華寫作，辦畫展，在新加坡講學，生活依舊風生水起，但同丈夫的關係漸行漸遠。據女兒陳小瀅說，雖然他們確實白頭到老，但父親離開前的那十幾年，父母幾乎都沒有在她面前同對方說過話。

一九九零年，凌叔華在親人和故土的懷抱中安然離去。臨終前，她許下遺願，要和丈夫陳西瀅長眠在一起。他們最終還是彼此的港灣，在地下永恆地陪伴。

但是，這場婚姻不是健康的樣貌，這不僅給孩子陳小瀅的心裡留下了一個缺口，更是兩個人深深的遺憾。究竟是懷著多大程度的淡漠或恨意才能夠名為夫婦，卻不發生交集啊！

凌叔華不是沒有愛的能力，過去的她心思如此敏銳、情感又這樣充沛。她愛慕過丈夫，愛慕過朱利安，也短暫地愛慕過許許多多光鮮亮麗的青年才俊。她夠聰明，懂得自己為丈夫帶來的傷害，懂得哪裡才是她的家。但事實上，她只愛她自己。問題就出在這裡。

陳小瀅晚年回憶起自己的父母，悵然若失地說，他們大概是很不幸的，如此令人無奈的婚姻，使後人回想起來實在不勝唏噓。